救死扶伤无国界

救死扶伤无国界

三支队卫生科  万仁全

1964年下半年，我读高中尚未毕业。越南战争爆发，政府号召援越抗美，我怀着“保家卫国，匹夫有责”的志向，踊跃报名应征入伍。部队领导得知我出身中医世家，并有较好的医学基础，新兵训练还未结束，就将我调整到师部卫生科，接着又被遴选进北京空军卫生教导队学习。学习期间，我先后担任过区队长、团支部书记，接着很快被吸收入党。

1966年年底，我坐了几天火车，到达广西凭祥市，乘坐伪装后的解放牌汽车通过友谊关，进入越南境内。沿途到处看到美国飞机轰炸留下的鱼塘大小的弹坑。路况非常不好，汽车颠簸不断，我们在车上的十个人都呕吐不止。当时天气闷湿，气温度达摄氏50多度，人又热又饿又渴，十分难受。但想到我们一起入伍的同乡战友在战火连天、天气环境更恶劣的越南抢修机场已一年多了，他们给我做出了好榜样。我将眼前的一切困难都忘掉了，并发誓一定要向先期去的战友学习，在实践中争取立功。汽车又经过一天一夜的行驶，我们终于长途跋涉到达了目的地——越南安沛。因为是从我国的北方出国到越南（南方），身体完全不适应。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呕吐，吃什么吐什么，还拉肚子，我们一起去的十个人中大部分得了急性胃肠炎。

为了减少伤亡，支队下属的各大队、各中队、各排人员住的非常分散。基本是以班排为单位，居住在各个大小山沟里或是半山坡上。

越南天气炎热又潮湿，除了易患皮肤病、肠胃炎、风湿性关节病外，高血压、神经衰弱的发病率很高。美国飞机每天24小时轮番轰炸，大家还三班倒修建机场，身体和精神压力都很大。最让大家怕的是，许多战友帮助越南百姓插秧后出现发热、无尿、昏迷……甚至有的因病逝世。当时搞不清楚什么原因，后来经化验等特殊检查才知道是钩端螺旋体感染性疾病，引起急性肾功能衰竭而死亡。这个病用青霉素治疗效果比较好。流行病学调查后发现，山上的老鼠尿随雨水流到稻田里，没有抵抗力或抵抗力差的人接触这种水源，钩端螺旋体就通过皮肤进入人体，从而引发疾病。预防方法是在皮肤暴露部位涂上大量的肥皂，并服用一种预防药或打一种预防针。

虽然面前很多艰难险阻，随时有牺牲的危险。然而，为了实现我自发制定悬壶济世的目标追求，我提出不留在机关，主动要求下到施工大队，后来得到组织上批准。

我下去的是十五大队，大多数人是抗美援朝及五十年代当兵而转为专业技术工人的。他们年龄都在50岁左右，因此慢性病比较多，尤其是颈肩腰腿痛、高血压、胃肠病、失眼等。加上天气炎热，出汗多，新鲜蔬菜供不上，只能靠咸菜下饭，结果造成大家患上了“阴囊皮炎”这种怪病，仅靠西药很难奏效。为了解除老工人们的疾苦，我在自制的煤油灯下学习《毛主席语录》武装头脑，学习医疗知识。有时爬上山去采挖中草药，教工人们用草药煮水洗，同时服抗过敏止痒的西药。号召大家在一段时间内不穿短裤头睡觉，以便于“透气”等措施，使病情有所缓解。在战争环境的工作中，为了搞好预防和治疗工作，我每天还要到各个分散的班排去巡诊、治疗，有时还给他们送病号饭。我总结出卫生人员要做到“五勤”，即脑勤、、眼勤、嘴勤、手勤和腿勤。要做到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因为我工作做的比较好，所以不仅受到大队领导的表彰，师卫生科还让我到各部介绍经验。

一天上午，美国飞机对安沛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轰轰的爆炸声响彻大地，我想炸弹落下的地方，越南民兵与老百姓肯定有多人受伤，需要及时的救治，我背急救箱，带着一捆夹板和绷带，一个箭步冲出了防空调，直奔浓烟滚滚的爆炸点。我奔跑了将近二十分钟，才到那里。只见多个大弹坑，伤员、残肢、血迹到处都是。我一刻也不耽误，马上给伤员止血、包扎，用夹板固定伤肢。我为一位重伤员止血包扎时，发现他已陷入昏迷，口内流血。我临危不乱，拦住一辆路过的苏制“嘎斯”货车，护送他到野战医院。为了防止山路颠簸造成伤员第二次伤害，我将他抱在怀里。车开了足足一个小时后才到野战医院。那天医院的伤员很多，虽然我连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但我马上参与救治。一整天没吃上饭也没喝水，领导见我很晚未归，以为我在外面牺牲了，直到深夜我才回到住处。

有一次大雨过后，美国飞机又来轰炸，投下了数枚大型重磅炸弹和子母弹。天上飞机轰鸣，地上狼烟四起。我顾不得许多，急忙奔向现场。发现一个和我穿一样制服的大个子倒在水中，四周的水已染红，我把这位素不相识的战友从水中抱起，轻放在地上，为他包扎。当时他意识有些模糊，等清醒后握着我的手，含着热泪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你救了我！谢谢！处在九死一生的战场，面对战与火，劫后余生的我们都哭了，复杂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还有一次，我随施工部队外出巡诊，天黑返队时，恰遇大风大雨，伸手不见五指，道路泥泞不堪。此时，让人始终不及的事发生了：我不小心从一处60多米高的陡峭山坡上滚下来，昏迷过去，6个小时后才苏醒，幸亏身下面是块稻田，否则就没命了。凌晨，我又找到摔出几米以外的药箱，忍着浑身的伤痛，又走在出诊的路上。

1969年下半年，三支队人员受命一批一批回国。最不足200人，由三支队贾副参谋长带队，1969年12月31日最后一批从越南安沛返回祖国。我们乘坐的是我国援助越南运送货物、猪牛牲畜等物质的火车货运车厢，车厢又脏又臭。我们在贾副参谋长的带领下对每节车厢进行清扫消毒。天黑了火车才开动，行驶了整整一夜后到达越南与中国接壤的老街省的红河边。红河上有一座大桥连接我国的边境城市河口市，当火车开到桥中间的边界线时却突然停下来。越南边防士兵要我们下车，卸下物资，徒步回国。当时整个气氛十分紧张。我们不知越方为什么为这样。火车一停就是4个多小时。我们在火车上又饿又渴，加上归国心切，所以情绪非常激动。后来我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亲到场与越南官方协商才让火车开到河口市。最后才得知，越南方面不愿把火车车箱归还中国，所以要求停车下人。据了解，中国的车厢运援助物资到越南后，越方经常将车厢作仓库用，拖欠不归还，用坏了就丢了。据管理援越物资的后勤206部队统计，到1976年，越方共拖欠中国火车车厢7000多个。

1970年1月1日，到河口县火车站后，只见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的民众和政府官员热烈欢迎解放军回国，我们每个人都感动得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我在援越抗美战争奋斗了上千个日日夜夜，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